风电、光伏发电的输出是不连续、不稳定的，入网比例增大将对电网的安全运行构成威胁，但通过储能可使其达到入网要求，因此有了储能电池的问世。

  储能电池主要用途是规模储能或储电，能够完全满足新能源大量发展的电网接入、智能电网发展的储能功能性需要、发展分布式发电或微电网的储能功能性需要。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是国内较早开展储能技术系统研究的单位之一。

  “如今我们团队已形成从材料到电池集成的完整自主技术体系，开发了可供工程化与产业化发展的低成本隔膜技术、双极板技术和溶液制备和评价技术，目前正在争取与产业界开展深度合作互动。”中科院金属所应用电化学技术研究组严川伟研究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对于储能电池的要求，严川伟指出：首先是经济性一定要好，只有实现低成本才能实现商业性的良性发展和广泛推广应用，这是任何新技术发展的最核心问题；第二是安全性必须好，因为一个储能系统由众多的单电池组成，如果电池易燃、易爆，将导致极大的危险性；第三是可靠性要好，电池及其所构成的储能系统必须耐用、故障率低。

  严川伟团队针对钒电池开展攻关，发现其电解液是水性的，不像有些电池用易燃的有机溶剂，因而安全性较为突出；钒电池可深度充放电，抗过充过放性较强；钒电池功率与容量相互独立，便于灵活组合应用；钒电池循环性好，寿命长；钒电池适于组成规模储能系统，且管理相对简单。

  研究团队得出结论，与其他电池相比，钒电池的技术提升潜力大，单位功率电堆成本降低的空间较大，因而在经济性方面也具有潜在优势。

  几年前，严川伟团队还布局了溶液物理化学研究，现在已经构成研究组差异化发展的策略的一个亮点，也将成为后续持续竞争力因素。

  “我国的储能电池研究水平与国外发达水平处于同一个量级，甚至在基础方面更先进一些。”严川伟说，“从研发技术方面出发，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清华大学和中科院金属所是国内开展工作较早且坚持持续深入和系统研究的单位。”

  在储能电池行业，严川伟列举了住友电工、大连融科和北京普能不仅在电池堆结构技术方面占优，还开展了多个较大规模的示范乃至商业性工程，在产业化探索上处于国际领先位置。这也让严川伟看到了落差。

  作为一支科研团队，严川伟意识到在产业化推进方面，自己团队已经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团队必加强与产业界更深度的合作。“这既是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支撑技术研发的需要。”

  技术的产业化是实现创新者及其科学成果价值的一种综合操作，是一个涉及投资、商业经营、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等的系统工程，需要高度的组织和领导。严川伟表示；“我们科研人员不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领导阶级，产业化必须由企业来领导和主导。”

  围绕社会需求和用户要来做事，以处理问题为原则，这是严川伟团队从始至终坚持的。

  在腐蚀防护方面，团队进行集成创新，即整合现有腐蚀理论和一切可利用的现代技术成果，为用户解决腐蚀瓶颈问题，努力成为某领域装备创新发展的可靠支撑者、合作者；在储能电池方面，团队针对降低电池成本、提高可靠性，与产业界深度合作互动、全力攻关。

  在严川伟眼里，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发展主要有以下模式：“车库创业”，科学家或技术创新者变成企业家；以技术入股，与资本和成熟企业家基于现代企业制度/规则的合作；加入企业主导的创新体系，这与当前“站街式”的随机服务有根本性不同，是按所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并拿出确切结果。

  他认为，第一种适合于自由职业者的“单兵作战”；第二种是原则上很合理的方式，但必须是法人层次上很正规、谨慎的操作；第三种更适合于我们的发展情况。

  “无论现在就进入产业化发展的通道，还是未来进入产业化发展体系，或永远都不深度进入，我们一定要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识和服务社会的意识。”严川伟指出，“我们的科学研究不能自娱自乐，必须目的明确，要有出处，给社会提供结果。”

  “在当今社会，创新是市场的驱动，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良性循环。市场的实质是交换，我们一定要拿有价值的东西去交换，科学家才能做科学，并不断做下去，越做越好。”

  他认为，文化是团队价值观的总和，是成员所共同遵循的有形和无形的规范，可以引导所有人自觉、自动（久而久之变得十分自然）开展研究，是所有成员思维和行为的共同习惯性动作。文化也是凝聚集体的“黏合剂”，使团队拥有共同特点，否则团队将无法拥有持续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当然，我们做得还极为初级，根本谈不上系统的文化建设。不过，我们有自己推进的文化要素。”

  严川伟要求团队确定或界定发展趋势和战略，让所有人清楚团队工作的目标、意义，明白前景所在、发展空间所在，也清楚所采取战略及其依据所在。

  在这支团队里，倡导责任意识，杜绝不作为，鼓励犯错误；执行解决实际问题，鼓励啃硬骨头；指出“做”的含义是搞定，不是做过；面对用户奉行无条件地、彻底地为其处理问题。